LOL比赛赌注平台:昨日重现日美贸易摩擦的前车之

LOL比赛赌注平台作者浦田秀次郎 (Shujiro Urata) 系日本经济学家，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亚洲太平洋研究科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JCER) 研究员，斯坦福大学博士，主攻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发展中经济体研究。

本文为2019年4月6日在东京召开的第28届亚洲经济政策评论会议（主题为“贸易战”）所准备，经评审后或发表于学术期刊《亚洲经济政策评论》(Asian Economics Policy Review, AEPR) ；本文并非最终的同行评审版本。

I. 前言

LOL比赛赌注平台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年中爆发以来，绵延至今。是2018年7月对中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美国，挑起了这场贸易战。中国立即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保护主义措施，贸易战全面打响。随着双方反制措施不断升级，情况变得更糟。中美贸易战的负面经济冲击不仅作用于这两国，其他国家也开始受到影响。自2018年9月以来，两国尚未采取更进一步的保护主义措施，双边谈判仍在继续。

如果中美贸易战继续升级，全球经济将受到严重破坏，因为从经济规模上讲，这两个国家分别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国。此外，中美贸易战可能会破坏世界贸易组织（WTO）下的多边全球贸易体系，该体系为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对该体系的破坏为未来前景平添了几分悲观色彩。认识到中美贸易战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重要的是通过避免升级和贸易停战，妥善处理当前局势。

对于美国来说钢铁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战并非其经历的第一次重大贸易摩擦。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卷入了一系列贸易摩擦。其中，与日本的摩擦最为严重和复杂。美日贸易摩擦始于1950年代的纺织品，且在汽车等其他领域仍在继续。美国和日本计划很快开展多领域的双边贸易谈判，尽管日方希望将谈判领域限制在货物贸易。

LOL比赛赌注平台鉴于这些事态发展，现在是时候回顾一下美日贸易摩擦的经验，并学习与吸取过往的教训。这样的分析将有助于日本、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确认和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环境。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II节简要回顾了过去50年来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这对贸易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影响。第III和第IV节分析了美日贸易摩擦，重点关注1960 - 2000年间的事态发展。第III节讨论了围绕日本对美出口的摩擦，而第IV节审视了围绕美国对日出口的摩擦。由于这些主题已有几篇优秀论文得以发表，本文试图研究已实施措施的经济影响，并讨论几轮贸易摩擦事件的演变和发展。第V节分析了美日之间的当代贸易摩擦。

II. 围绕日本、美国和中国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

LOL比赛赌注平台过去50年来，日本、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本节探讨自1980年代以来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以便为以下各节中的分析奠定基础。

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或者就是最重要因素）是贸易帐 (trade balance)。图1展示了1985年以来美国的总体贸易帐以及对日本和中国的双边贸易余额。美国对1985 - 2017年间的贸易逆差均有记录。1985到1990年间保持在约1000亿美元后，1991年美国贸易逆差显著下降至约610亿美元。然而，贸易逆差在1990年代初再次回升，2006年达到8300亿美元。之后美国贸易逆差下降并保持在2010年代的6000 - 7000亿美元左右。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末，贸易逆差占GDP的比例在1％到3％之间波动。进入2000年代，这一比例开始增加，在2006年达到6％的峰值。自那之后，该比例下降并保持在2010年代的4％左右。

图1 美国贸易逆差（以十亿美元为单位）；对华贸易逆差（蓝），对日贸易逆差（橙），世界其他地区（灰）

对于美国的双边贸易逆差，日本、中国和欧盟 (EU) 在美国贸易逆差占到很大比例。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7年，日本和中国均持续录得对美贸易顺差。就日本和中国在美国贸易逆差中的份额而言，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日本的份额非常大，在35％到65％之间波动。日本的份额在自1990年代开始下降，到2000年代末回落至10％左右。自那之后，日本的份额一直保持在7-10％左右。中国的份额变化则与此形成对比。直到1980年代末，中国的份额一直都很小，不到10％。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份额开始持续快速增长，2009年达到45％。近年来中国的份额保持在45-50％左右。

从1980年代到2010年代，美国、日本和中国GDP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图2）。就GDP而言，美国仍然是最大的国家。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和泡沫经济的出现，日本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的追赶速度非常快，但自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GDP停止增长。日本与美国GDP的比率从1980年代初的40％以下，一度急剧上升至1995年的70％，但自那之后又急剧下降至2017年的25％。中国的情况则与此形成对比。直到1995年，中国与美国GDP的比率约为10％，但随后开启高速增长，2017年已达到63％。观察三国在世界GDP中的相对位置很有意思，从中或多或少可以反映出来各自的议价权/影响力。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0年中期，日本、中国和美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分别从10％、2％和35％变为6％、15％和25％。这些数字表明了中国的崛起和日本与美国的衰落。

图2 GDP（以十亿美元为单位）：中国（蓝），日本（红）和美国（绿）

美国在日本出口中的重要性，是决定日本对美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的重要性越大，日本的操作空间就越有限。美国在日本总出口中的份额从1980年的33％，增加到1985年的47％，然后或多或少地持续下降到2011年的14％，自那之后略有回升（图3）。在中国可以找到类似的规律，但中国对美的依赖程度从未像日本那般高。美国在中国总出口中的份额从1980年代初的10％，增加到2002年的28％，然后逐渐下降到2010年代中期的20％左右。这些数据表明，由于美国在日本出口中的重要性下降，日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操作空间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有所增加。

图3 美国在日本（蓝）和中国（红）总出口中的份额

在分析美日贸易摩擦时，应注意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1980年代末冷战的结束。自二战结束至1989年，苏联领导下的东方共产主义集团，与美国领导下的西方自由民主集团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日本面临来自苏联的威胁，并依赖美国保障国家安全。要感谢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威胁的消解，令日本在与美国打交道时的操作空间有所增加。

另一个是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建立，与世贸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相比，它具有更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在WTO下，WTO成员可以诉诸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而非双边贸易谈判来处理贸易争端。争议解决替代方案的出现，改善了日本在对美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就贸易体系而言，人们应该将自199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协定 (FTAs) 的扩散作为一种新趋势，这对许多国家的贸易政策制定构成影响。

III. 日本出口在美国市场面临的限制：自愿出口约束

日本和美国在许多产品/行业（表1）上的一系列贸易摩擦长达数十年之久，有的甚至可以追溯到193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中期，与美国的贸易摩擦大多采取美国企图限制日本对美出口的形式。期间受贸易摩擦影响的产品/行业经历显著变化，从纺织品、钢铁、汽车到半导体不等。本节回顾了一些严重的贸易摩擦案例，以探讨日本和美国是如何卷入贸易摩擦的。在回顾案例后，将评估两国政府所采取措施的经济后果。

表1 美日贸易摩擦的历史

III. 1 纺织品

在二战战后时期，日美贸易摩擦始于1950年代中期的纺织品争端。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开始感受到来自日本的纺织品进口增加带来的竞争压力。随着日本纺织品进口增长，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和工会开始将日本进口视为威胁。虽然日本纺织品进口占美国消费的很小部分（约2％），但在少数品类如女式衬衫（称为“一美元衬衫”）中，日本进口占据了美国销量的很大部分。面对日本进口的增长，纺织品行业协会于1956年开始提出“逃避条款” ("escape clause") 申请。旨在限制日本进口的几项立法议案在美国国会提出。美国政府希望避免以关税和配额为形式的保护主义，以支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 下更自由的全球贸易，决定就自愿出口约束 (VER) 与日本展开谈判。日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一要求，因为纺织品是日本在1950年代的主要出口产品，而美国又是其主要市场。谈判的结果是日本从1957年开始执行为期五年的棉纺织品VER。日本在接受棉纺织品VER上并无太大阻力钢铁贸易摩擦，因为它意识到棉花产量正在下降，与此同时羊毛和合成纺织品开始增加。

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决定就棉纺织品的国际协议进行谈判，以兑现他在总统竞选中做出的承诺。此外，一项国际协议将涵盖来自日本以外出口国家（包括香港、韩国和台湾）的进口品；这些国家出口的增长，是以受到VER约束的日本出口为代价的（图4A和4B）。还有一项国际协议将令原先限制棉花产品进口的欧洲“自由化”。谈判达成了为期一年的协议，即短期安排 (STA)。STA是一种数量限制安排，它有两个重要特征。首先，进口国可以要求出口国自我约束。第二，双边安排是可以接受的。对于美国而言，STA被认为成功限制了棉纺织品进口，因此它在1962年以长期安排 (LTA) 为形式将其延长了五年，而后又延长了两年直至1973年。

图4A 美国进口的日本纺织品（进口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图4B 美国进口的日本服装（进口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作为美日双边协议对棉纺织品贸易的数量限制，STA和LTA安排对日本对美纺织品出口产生了有趣的影响。面对出口额的限制，日本棉纺织品生产商通过将出口侧重转向高价商品来提高出口质量，以增加出口收入。另一种回应是将其出口侧重从棉纺织品转向非棉纺织品，即羊毛和合成纺织品。从1962年到1970年，美国进口的日本棉纺织品从3.512亿平方英码面积减少到3.306亿平方英码面积，而合成纺织品的对应进口量则从1.105亿平方英码面积翻了七番，达到7.744亿平方英码面积。

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 派出商务部长莫里斯·斯坦斯 (Maurice Stance)，与日本和其他三个东亚主要出口国就多种纤维纺织品安排进行谈判。这次谈判是为了履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承诺。谈判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纺织业强烈反对美方提出的要求。在日本政府承诺为对美出口约束造成的损失向该行业提供救济之后，日本业界接受了美方的要求。谈判结束，协议于1972年1月正式签署。这次纺织品谈判还可能与盟军将冲绳交还日本的谈判有关。其他国家在日本之后签署了协议。1974年，与四个国家达成的协议转变为关贸总协定 (GATT) 下的多种纤维协定 (MFA)。日本虽然参与了MFA，但MFA对日本纺织品出口似乎没有任何影响，因为日本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早已丧失了竞争力。事实上，自1970年代初以来，日本就从未用完其出口配额。MFA于2005年到期。

MFA导致纺织品和服装行业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扩散，而MFA未涵盖这些国家。面对纺织品出口的限制，出口受限的纺织品生产商在MFA未涵盖的国家设立生产设施，以维持或扩大对美国或欧洲这些受MFA保护地区的出口。 由于这些事态发展，包括柬埔寨和孟加拉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因能够出口纺织品而受益钢铁贸易摩擦，而美国和/或欧洲无法有效地限制纺织品的整体进口。

III. 2 钢铁

在1960年代中期，美国钢铁业开始感受到进口增加带来的竞争压力，进口比率从1966年的10％增加到1968年的17％。在进口增加当中，来自日本的进口增长迅速，1968年已占到总进口量的40％。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情绪，日本钢铁业决定从1969年1月开始实施为期三年的自愿约束安排 (VRA) 。1972年，日本钢铁业宣布将VRA延长两年，但由于美国消费者协会针对日本钢铁业提起垄断诉讼，因此没有实施。

1977年，随着进口钢铁的快速扩张，美国钢铁业开始针对日本钢铁提出一系列反倾销申诉。为了解决问题，美国政府实质上对钢铁进口设置了最低价格，对17种钢铁产品实施了所谓的“触发价格机制” ("trigger-price mechanism")。根据触发价格机制，参考价格即最低价格是根据日本钢铁的最低生产成本按季度设定的，当发现进口价格低于参考价格时，无需反倾销指控就可触发倾销调查。触发价格机制从1978年1月实施至1982年1月，其间在1980年3月至10月短暂暂停。作为回报，美国钢铁业同意暂不提交反补贴税、反倾销或逃避条款申诉。但钢铁生产商仍在提出特殊保护申诉，最终导致从1984年10月到1992年3月VER的重新生效，涵盖范围不仅是日本和欧洲共同体，还包括巴西、墨西哥、南非和韩国。钢铁企业还在持续提交救济申诉。美国政府寻求延长VER，并试图建立一个类似于MFA之于纺织品贸易的多边出口配额制度。

日本的钢铁VER正式于1992年3月结束。然而在1990年代，美国钢铁业持续提交反倾销和保护申诉，而双边谈判也在继续。日本将反倾销和保护案件上诉至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裁决。

美国从日本进口的钢铁从1960年代初开始大幅增加，在1980年左右达到峰值后下降（图5）。 这种下降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然后又开始增加。这种下降可能受到对日本进口品的一系列限制的影响。然而，日本钢铁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同样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日本在美国钢铁进口总额中的份额多年来显著下降。如前言中所述，美国于2018年实施了对钢铁产品的进口限制。

图5 美国进口的日本钢铁（进口额以百万美元为单位）

III. 3 汽车

1970年代末，美国汽车工业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主要是由于1970年代末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由于1970年代第一次和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汽油价格上涨，美国消费者的偏好从大型车转向小型车。为应对美国消费者需求的这种变化，日本小型车的进口急剧增加（图6）。

美国汽车工业和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 最初没有积极宣扬保护主义，他们支持自由贸易，因为美国汽车工业多年来一直享有竞争力，海外业务也有所扩张。然而，这一形势发生了急剧转变。排名第三的汽车制造商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只是在政府救济下勉强续命，到1979年底汽车相关行业有多达65万名工人失业下岗。面对困境，UAW主席道格拉斯·弗雷泽 (Douglas Fraser) 发起了一场旨在限制日本汽车生产商对美贸易与投资的政治运动。1980年5月，UAW与福特汽车公司一道就进口激增导致美国汽车工业蒙受严重损失，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交了进口限制申诉（动用逃避条款）。汽车议题在美国变得愈发情绪化和歇斯底里，而日本媒体报端也常见“仇日言论”的措辞表达。1980年美国的总统大选也对汽车议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ITC以三比二的投票结果驳回了UAW-福特汽车的申诉。ITC的结论是，进口增加并不是造成汽车工业损失的实质原因。高利率，经济衰退以及消费者需求从大型车向小型车的转变，才是该行业问题的最重要原因。ITC得出的“负面”决定，让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无法动手遏制进口增加，美国汽车工业和UAW转而寻求通过国会限制进口。为响应行业的恳求，参议院下属贸易子委员会的两位挂名议员约翰·丹佛斯 (John Danforth) 和劳埃德·本特森 (Lloyd Bentsen) 于1981年1月提出了一项配额法案。对丹佛斯法案的民意支持见涨，促使当时新上任的总统罗纳德·里根 (Ronald Reagan) 推出包括取消和推迟行业监管的措施，减轻汽车工业的财务负担。而就进口增加，里根决定与日本开展VER谈判。

日本政府于1981年5月宣布执行VER，将日本对美乘用车出口量限制在不超过每年168万辆，从1981年4月1日开始为期三年，至1984年3月31日。到期后，日本方面为了避免与美国业界的冲突，又独立做出更新VER一年的决定，将最高限额上调到185万辆。在1985年4月1日之后，VER以230万辆的上限再次延长，并最终于1994年取消。

面对VER，日本汽车公司主要采用两种策略。一是开始在美国境内生产汽车。本田是1982年开始本地生产的第一家日本汽车公司。日产、丰田和其他汽车公司（日野、铃木、斯巴鲁，三菱）紧随其后。2017年，日本公司在美国生产了380万辆汽车，而从日本出口到美国的汽车为170万辆（图6）。另一个策略是将出口侧重转向更高价格的车型。以丰田在美国的销售额为例，在4,500-6,000美元价格范围内的新车销售份额，从1981年的36.5％下降到1982年的24％，而超过12,001美元的新车销售份额，从0.5％增加到12％ 。

图6 日本对美汽车出口（蓝）和日本在美汽车产量（橙）

III. 4 分析

日本和美国卷入过一系列产品/行业的贸易摩擦。在本节中，我们覆盖了三个行业，纺织品、钢铁和汽车，并探讨了贸易摩擦如何出现，以及日本和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其中发现总结如下。

我们按时间顺序回溯了贸易摩擦的爆发，即纺织品（1950年代和1960年代）、钢铁（1960年代末至今）和汽车（1980年代至今）。这一时间顺序，与产品复杂程度——即对包括非熟练工、技术工和物质资本在内的生产要素要求——的递增顺序相一致。相对而言，纺织品的生产需要非熟练工，而汽车的生产需要技术工和物质资本。根据生产要素要求，可以将钢铁的生产视作处在纺织品和汽车之间。按这一时间和递增顺序出现的贸易摩擦，表明日本成功地从非熟练工密集型产业升级为物质资本和技术工密集型产业。这种规律，与日本生产要素（非熟练工、技术工和物质资本）禀赋变化所带来的动态比较优势相一致。

尽管时机各不相同，三个案例中贸易摩擦的演变以及日美两国处理摩擦的方式非常相似。首先，日本进口的急剧增加威胁到了美国业界。其次，受威胁的行业要求美国政府和国会限制日本进口。第三，美国接触日本政府和业界寻求对美出口。第四，日本业界拒绝美国的要求。第五，美国通过威胁可能征收关税和设置配额来迫使日本提议执行自愿出口约束 (VER)。对于美国政府来说，VER是一项非常有吸引力的政策，因为VER不违反关贸总协定规则，美国政府仍可声称支持自由贸易，同时响应业界的保护需求。第六，日本政府说服日本业界接受美国的要求，以避免政治摩擦。第七钢铁贸易摩擦，日本业界勉强接受美国推行VER的要求。

VER对美国和日本的产业和经济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和日本的产业似乎都从VER中受益，尽管它们各自获得的好处大相径庭。首先，对于美国产业而言，VER使其得以生存并维持/扩大生产和就业。事实上，有些受保护的行业/企业的利润能够得到可观增加，美国汽车制造商利润在1983年和1984年经历的飙升，可能是由于VER。日本产业也从几个方面受益。他们的利润增加了，因为他们得以提高出口价格。事实上，VER通过控制销售量在美国和日本的生产商之间创造了一个“卡特尔” (译注："cartel"，指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通过集体协调，达到限产提价的目的)。VER对日本生产商产生了有利影响，因为VER迫使他们提升产品质量并使产品品种多样化，以便提高利润。最大的输家是美国消费者，因为VER迫使他们支付高价并缩小可选的产品范围。

Hufbauer等 (1986) 通过31个案例实证分析了贸易保护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具体而言，他们估算了对国内和进口价格、贸易、就业、消费、生产和政府收入的影响。让我们看看他们针对贸易保护（日本出口约束）对汽车产业影响的分析结果。根据他们的估算，进口和国产汽车的价格分别上涨了11％和4.4％。生产者从约束措施中获益26亿美元，而消费者则损失了58亿美元。约束措施削减了55,000个工作岗位。提高回报并缩减成本。估计对美国社会福利造成的成本为24亿美元。他们还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字，估计1984年通过约束措施保住美国经济岗位的单位成本为100,700美元；这一数字显著高于当时美国男性的中位数收入24,000美元。这些调查结果表明，出口约束给美国经济造成了巨大成本。他们还估算外国人（日本汽车生产商）获益22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钢铁贸易摩擦，VER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所必需的资源重新分配的实现、延误受保护产业的竞争力恢复，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受阻。这一点可以通过美国受保护行业的竞争力指数缺乏上升趋势来证明（图7）。该指数取-1和+1之间的值，数字越大表示竞争力越高。指数为正意味着该行业具有竞争力，而指数为负意味着该行业没有竞争力。

LOL比赛赌注平台图7 美国钢铁（深蓝）、纺织品（橙）、服装（灰）、汽车（黄）和汽车零部件（浅蓝）的竞争力指数